张孝祥(1132年-1169年),字安国,号于湖居士,汉族,简州(今属四川)人,生于明州鄞县。宋朝词人。著有《于湖集》40卷、《于湖词》1卷。其才思敏捷,词豪放爽朗,风格与苏轼相近,孝祥“尝慕东坡,每作为诗文,必问门人曰:‘比东坡如何?’”...(8篇诗文)
少年英伟
公元1127年,北宋为女真金朝所灭,徽、钦二帝被俘,同年宋高宗赵构在商丘称帝,建立了南宋政权。在南宋小朝廷与金朝常年对峙的风雨之中,发生了百姓大规模南迁避难的情况。张孝祥之父张祁亦率母领弟避难移居至明州鄞县(今浙江鄞县)。1132年,张孝祥出生在鄞县的方广寺的僧房中,并在鄞县生活到十三岁。
由于孝祥伯父张邵因不肯屈膝金朝而被拘禁在彼,而父张祁仅任小官,张家在鄞县又无田产,因此较之于陆游,朱熹,张元干等出身书香门第,家境富足的同时代文人境况不同,张孝祥是在贫苦中成长,如王质在《于湖集序》中所云 “故宋中书舍人奋起荒凉寂寞之乡”。
公元1144年,张祁举家返乡,然而并没有回故乡历阳,而是居于芜湖,芜湖位于长江之南,金人威胁较少。芜湖、于湖二县名字唐后混淆,因此张孝祥自号“于湖居士”,指代实际是芜湖,亦足见他对芜湖这一第二故乡的深厚感情。
张孝祥自幼资质过人,被视为天才儿童,《宋史》称他“读书一过目不忘”,《宣城张氏信谱传》说他“幼敏悟,书再阅成诵,文章俊逸,顷刻千言,出人意表”。公元1147年,张孝祥十六岁,通过了乡试,走出了迈向仕途的第一步。十八岁,孝祥在建康从蔡清宇学,二十二岁时,“再举冠里选” (张孝伯《张于湖先生集序》)。到二十三岁中状元前,事迹大致如此。作为一个出身”荒凉寂寞“的年青人,能在同时代文人中脱颖而出,必有不凡之处,归纳起来,一是才华卓绝,如时人对他的评价“天上张公子,少年观国光”(王十朋),其次也有英迈的性格,“谈笑翰墨,如风无踪”(张拭),“当其得意,诗酒淋漓,醉墨纵横,思飘月外”(杨万里)。从这些时人对他的评价中,可见他自少年时代起,便具潇洒倜傥的气质,英伟不羁性格。
高中状元
绍兴二十四年,公元1154年,张孝祥二十三岁,参加廷试。高宗亲自将其擢为第一,居秦桧孙秦埙之上,同榜中进士的有范成大,杨万里,虞允文。此次科举考试,本来掌握在秦桧手中,因为高宗干预,孝祥才能得中状元。高中状元一事,改变了他一生命运。登上政治舞台不久,孝祥便站在了主战派一面,一则,他方第不久便上言为岳飞鸣冤,二则,他在朝堂上对秦桧党羽曹泳提亲“不答”,这一对主和派鲜明的反对立场,使得他得罪秦桧一党。桧指使党羽诬告其父张祁杀嫂谋反,将祁投入监狱,百般折磨,孝祥因此牵连受难,幸而秦桧不久身死,才结束了这段艰难的时期。
官场生涯
1154-1159年的五年中,张孝祥官居临安,接连异迁,直至升任为中书舍人,为皇帝执笔代言,平步青云之态,难免遭人嫉妒。汪彻一纸弹劾,使其丢官外任。罢官以后,孝祥回芜湖闲赋两年半,在此期间,金主完颜亮南下,虽无官职,张孝祥仍旧密切关注战局变化,并提出抗金计策,致书李显宗,王权等军事将领,据陈战略。他的好友同年进士虞允文(1110-1174)在采石矶大败金兵,迫使金主完颜亮移师扬州渡江,亮最终被部下叛将所杀,南宋朝廷得到相对的稳定—— 听闻此事后,孝祥当即作了一首《水调歌头· 闻采石矶战胜》,词中所呼“我欲乘风去,击楫誓中流!” 表达了他渴望能够建功立业,做一番事业的心情。采石战后,他赴建康,谒南宋主战重臣张浚,席上赋《六州歌头》词,慷慨激愤,张浚为之罢席。其爱国拳拳之心可鉴。
1162年,孝祥复官,知抚州。1163年,孝宗即位,知平江府,时值宋军遭符离之败,损失惨重。1164年,张浚推荐孝祥,称其“可负事任”,升迁为中书舍人,迁直学士院,兼都督府参赞军事,领建康留守,尽管当时因为军事失利,朝廷内议和声大起,张孝祥仍旧坚持自己主战收复中原的理想,向孝宗奏议。四月,张浚罢黜,八月逝世。十月,孝祥被罢免知建康府。主战派完全失败。汤思退指使尹樯弹劾孝祥,孝祥因此第二次在政治生涯上遭到打击和排斥。虽然被打击重重,但是在无情政治斗争中,张孝祥更加坚定了自己主战的政治主张,认为只要能不懈奋斗,就能成功收复中原,而一味求和苟安,是不可取的。(参加《太平州学记》)
1165-1166年,孝祥复官静江府。1167-1168,孝祥知潭州。1168-1169年三月,知荆南,荆湖北路安抚使。1169年三月,孝祥请祠侍亲获准,回乡退隐,绝意仕途。
在十几年的官场生涯中,张孝祥几番起落,终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,最后黯然离开官场时的心情是抑郁的,但是他为官期间,颇有治才,怀着“恻袒爱民之诚心”,政绩卓著。在抚州时他身先士卒,一人单马与乱兵对峙,干净利落的平定了兵乱,离开抚州之时,父老夹道相送。在平江时,他惩治大姓奸商,收缴其米仓,第二年饥荒,用收缴的粮食接济灾民;浙东大水,两次上疏请不催两浙积欠,由于他的努力,朝廷从其所请,使得万千灾民得以生存。在建康时,孝祥专心治理水患,为民请命,招抚流民,处理妥当,足见其才能与魄力。在潭州时,孝祥关注农事,勤勉公事,善待于民,使得“狱事清静,庭无留滞”(《敬简堂记》)。最终在荆州任上,尽管不过短短数月,心境对朝廷的失望而愈发沉郁,孝祥仍旧尽忠职守,加强武备,整修军塞,筑堤防洪,建仓储粮,置万盈仓以储漕运。而在其第二故乡芜湖,张孝祥更是捐出自己的三百亩田地为湖,疏通水源,为芜湖开通“水泽地脉”——今日镜湖便可为证。
纵观孝祥出守六郡,所至皆有惠政,本着爱民之心,能因地制宜,做出不同的政策,切合百姓的要求,所以每能创出佳绩,受到人们的敬重和怀念。
英年早逝
1169年三月,孝祥返还芜湖。七月,得急病而逝。卒年三十八岁。英年早逝,殊让人为之叹息。对于其死因,据周密《齐东野语》:以当暑送虞雍公(虞允文),饮芜湖舟中,中暑卒。
张孝祥的死是让人意外的,孝宗有用才不尽的叹息,他的好友,张浚之子,著名理学家张拭更是哀悼,著文以悼之曰:
嗟呼!如君而止斯耶?其英迈豪特之气,其复可得耶?其如长江,巨河奔逸汹涌,渺然无际,而独不见其东汇溟渤之时耶?又如骅骝,绿耳追风绝尘,一日千里,而独不见其日暮锐驾之所耶?此拭所以痛之深,惜之至,而哭之悲也。
孝祥死后葬于建康上元县钟山之清国寺。今墓存于南京江浦老山。
正妻时氏
张孝祥正娶妻子为表妹时氏,时氏当在1159年前卒于临安,除却简短的悼文三则外,《于湖集》中并无一词、一诗、一文提到时氏,双方感情应该是平淡的。
情人李氏
23岁中状元时,秦桧党羽曹泳在朝堂上当众为女儿向张孝祥提亲,孝祥“不答”,当时他的身份是未婚的。但其实,早在十六岁时,他便同一位姓李的女子同居生子,儿子张同之,后来终生至仕。但在当时,李氏一直没有在张家取得合法地位,族谱中亦没有将她的名字收录其中,从1971年偶然发现的张同之的墓志铭上,更附为证。宛敏灏先生认为,孝祥在与时氏结婚前,被迫将李氏与同之送走,李氏入道观出家,从此二人再未谋面。《于湖词》中本来有几首意义晦涩的情词因此得解,其实是张孝祥怀念李氏之作,如《念奴娇·风帆更起》,《木兰花慢·送归云去雁》,《木兰花慢·紫箫吹散后》,阐述了词人对失去情人,痛别爱子的哀痛,悔恨与凄凉的心情。李氏究竟身份如何,这段感情因何要到被迫送别妻子,还是不解之谜,唯一可知的是,较之时氏,张孝祥对李氏的感情深厚得多。
诗
相较词作流传之广,张孝祥的诗闻名度不高。较之词作,于湖诗追求的是另一种文学境界,韩元吉称之为“清婉而俊逸”,他的诗明显受宋诗的气质影响,学杜,学苏,承受江西诗派影响。诗作内容包含对国事的忧怀,对民生疾苦的关怀以及羁旅感怀,其中尤以感怀诗最佳,体现了其诗风的清婉俊逸,诗意的深隽奇正和诗韵的平实简淡。譬如《宵征》中“竹舆出林薄,十里月渐明,光彩散草木,凉意浸冠缨”,风格较其词的豪气,诗情主体清淡。
词
张孝祥作为南宋初期著名文人,其文体靡所不该,而忧国慨敌的情怀无所不在。客观而言,张孝祥的文不如诗,而诗则不如词。其词“豪壮典丽”,并不局限于一种文风,而尤以忠愤悲慨的爱国词为世所名。
总观张孝祥的爱国词作,字里行间无一不表达了他对故国的哀思长怀,对北伐中原的讴歌颂扬和对萎靡国事的感愤悲慨:如《浣溪沙·荆州约马举先登城楼观》写“万里中原烽火北”,表达了对在金人统治下的北中国的怀念;《水调歌头·和庞佑父》以“剪烛看吴钩”,“击楫誓中流”,表达北伐抗敌的热情。他的代表作《六州歌头》“长淮望断”概括了自绍兴和议、隆兴元年符离兵败后20余年间的社会状况,对于南宋王朝不修边备、不用贤才、实行屈辱求和的政策,表示了极大的愤慨。词中写道:“闻道中原遗老,常南望、翠葆霓旌;使行人到此,忠愤气填膺,有泪如倾。” 据说当时他在建康留守席上赋此词,张浚读了之后深为感动,为之罢席而去(《说郛》引《朝野遗记》)。清代陈廷焯《白雨斋词话》也说这首词“淋漓痛快,笔饱墨酣,读之令人起舞”,可见其影响之大。
除却立意鲜明的爱国词作外,张孝祥的咏怀词也因其英姿奇气的高雅格调而为人称颂,此类写景寄情、因事立意之作,如《念奴娇·离思》《水调歌头·泛湘江》,通过对江上“处处风波恶”的描绘和对屈原的吊念,表达了自己“天涯漂泊”和无辜被黜的感慨,隐约而含蓄的表达了对朝廷的不满,而通过笔下描绘的旷朗情境,亦展示了自我胸怀。这一种经常流露的放旷、豁达的人生态度,显然是受到苏轼很深的影响,譬如《西江月·洞庭》的“世路如今已惯,此心到处悠然”,《浣溪沙》的“已是人间不系舟,此心元自不惊鸥,卧看骇浪与天浮”等,在清疏淡远的韵调中隐含着作者在饱受打击之后的牢骚不平。又如《念奴娇·过洞庭》是乾道二年(1166)因受谗毁罢官后自桂林北归的途中所作。上阕描写“表里俱澄澈”的洞庭湖景色,下阕抒发“肝肺皆冰雪”的高洁胸怀,被前人推为其词作中最杰出的一首。这类词作境界清疏空阔,情调凄凉萧飒,虽然没有直接写社会现实,但却呈现出了那个时代的特殊色彩。
除却同国事紧密相关的爱国咏怀词外,张孝祥的情词也别具风格。其情词深婉清丽,情切意深,佳作尤推思念情人李氏的几首作品,譬如《念奴娇·风帆更起》中,“别岸风烟,孤舟灯火,今夕知何处?不如江月,照伊清夜同去。”面对与爱人被迫分别,他的内心是自责而痛苦的,江月可以随人,而人不如月,身不由己,只能“默想音容,遥怜儿女,独立衡皋暮。” 又展现了词人另一面多情的内心世界。
张孝祥的才情也能从其随手拈来的早期写景小词中领略十分,这类写景词清雅流丽,其中有许多描绘临安景色的作品,譬如《西江月》中描绘西湖春色的“十里轻红自笑,两山浓翠相呼”,或《菩萨蛮》中“吴波细卷东风急,斜阳半落苍烟湿”。临安不仅有清雅秀丽的一面,也有繁华热闹的一面,譬如《鹧鸪天·春情》中描绘的“杏花未遇疏疏雨,杨柳初摇短短风”、“行行又入笙歌里,人在珠帘第几重?” 写出了杭州春日郊游盛况,读来仿佛入画境,春意盎然。—— 可见张孝祥词作无论选材范畴,还是表现手法并不局限一隅。
据说张孝祥“平昔为词,未尝著稿,笔酣兴健,顷刻即成,初若不经意,反复究观,未有一字无来处……所谓骏发踔厉,寓以诗人句法者也。” (汤衡《张紫微雅词序》) 因为是凭借激情进行创作,所以情感连贯,热情澎湃,语言流畅自然,又能融汇前人诗句而不见雕琢痕迹。 查礼说:“于湖词声律宏迈,音节振拔,气雄而调雅,意缓而语峭”(《铜鼓书堂遗稿》),正概括了张孝祥词的基本特点。他写词也是有意地学习苏轼,评论者也多以为二人极其相似,如汤衡说:“自仇池(苏轼)仙去,能继其轨者,非公其谁与哉?”(《张紫微雅词序》)
张孝祥与张元干一起号称南渡初期词坛双璧。张孝祥词上承苏轼,下开辛弃疾爱国词派的先河,是南宋词坛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之一。在词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。
文
张孝祥文章,在当时就受到很高的评价,观《于湖居士文集》,文集十六至二十卷是他的政论、奏议、内外制等。这类文章,用词精炼,想法独到。较之奏议文,因张孝祥曾两任中书舍人,为皇帝代言,因此其四六应制文,词翰爽美,虽是公文,却并不呆板,气质古雅,晓畅自然,为时所誉。孝祥所撰游记不多,但所存数篇文字清隽,气质飘逸,写景优秀,譬如《观月记》。
张孝祥的书法在南宋一代名气甚著,高宗说他“必将名世”,孝宗亦在张孝祥去世后见到他遗墨“心实敬之”(叶绍翁《四朝见闻录》)。南宋朝诸多名家文人,都对孝祥的书法推崇有加。陆游谓“紫薇张舍人书帖为当时所贵重,锦囊玉轴,无家无之。” —— 可见当时受欢迎程度之高。朱熹语曰“安国天资敏妙,文章政事皆过人远甚。其作字皆得古人用笔意。使其老寿,更加学力,当益奇伟。” ——赞赏之余,对其早逝也深表惋惜。杨万里称“张安国书甚真而放,然学之者未尝见公之足于户下者也。” —— 欣赏之情可见。更有曹勋,王十朋,岳珂,董更,谷中等,都对张孝祥书法做出了很高的评价。
张孝祥书法作为南宋著名书法家,其渊源甚广。孝祥并不局限于一家之长,而是广学各家所能,从而熔铸出自己的风格。其中尤以“学颜”,“崇米”为著。他的书法,一方面有颜真卿书法遒劲雄伟,气势磅礴,苍劲有力之态,一方面也有米芾书法的笔势奔放,秀拔清朗的面貌。除了揣摩前人墨迹,勤奋苦练之外,他也虚心求教当时书法名家刘岑,提高草书水平。总体而言,张孝祥各类书体皆通,而行草尤具飘逸奔放之势——这和他本身潇洒不羁的性格分不开,但同时,其字个体本身极具颜体的阳刚之美,力道遒劲,“观之者壮”,而力壮之下,却难掩其字清劲挺拔的英秀气质,正如“枯竹折松,驾雪凌霜”(曹勋《跋张安国草书》),可谓”笔力雄健,骨相奇伟,风格飘逸,气质清劲,并能自出新意“。他的书法盛行于南宋前期,在两宋书坛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。
张孝祥的书迹传世甚少,今天尚能看到的只有六副作品:
1 《静安府帖》
2 《临存帖》
3 《关辙帖》
4 《泾川帖》
5 《柴沟帖》
6 跋《黄庭坚书伏波神祠诗卷》
闷来无那,暗数尽、残更不寐。念楚馆香车,吴溪兰棹,多少愁云恨水。阵阵回风吹雪霰,更旅雁、一声沙际。想静拥孤衾,频挑寒灺,数行珠泪。凝睇。傍人笑我,终朝如醉。便锦织回鸾,素传双鲤,难写衷肠密意。绿鬓点霜,玉肌消雪,两处十分憔悴。争忍见,旧时娟娟素月,照人千里